我一向以为我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求，或者说要求很低。比如，到了晚上，我已经记不起午饭吃的什么；一个月底，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月做了些什么。当然，这可能含有过分标榜的成分，因为要真是这样，那算是已经到了一种糊里糊涂的智慧境界了。
　　但是，在入冬以来的一个最寒冷的傍晚，我意识到我不是这样，我意识到我在骨子里对生活是“很挑剔的”。
　　我出去了几天，又回到成都。走在街上，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恍怫。我经常是这样，如果离开几天又回来，就更是这样。在冷冷的寒雨中，我想去理发店。但我不知道去哪家。这也是每次理发前同样的感觉。我心里是想固定去一家，一家我习惯了的理发店，如果我认可了它，只要他不变，我就不会变。但是，几年来我就是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去过好多家了，但刚刚熟悉了，习惯了，突然有一次再去，发现它不见了，或者里面已经是另一班人。另外的理发师可能更加热情，甚至可能手艺更好，但是，你得重新熟悉他们，他们可能给你理出一个刮目相看的发式——无论如何这个发式都不如我上一次理的发式好看！他们可能换了一个表面上是男生，可凭眼力很难区分性别的人来给你洗头，而我是不喜欢男生洗头的，即便仍然是女生洗头，我也希望是我已经熟悉的，她有熟练的手法和我已经习惯的力度。
　　我在寒冷的风雨中去到那个我新发现的，已经去过两次的理发店。我暗暗地期待着它值得我把它定位在我的头发生涯中。可是，那里坐着另一个理发师，不知道是什么变故。他当然也是热情而小心地迎候着顾客，但是，我心里有一丝淡淡的失落。最后，他问了我的一句陌生的话：“耳发剪不剪？”这句话至少在时光遂道里穿行了二十年来到我的耳边。这就是一个人在不熟悉的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诧异。
　　我再一次想到，我需要在生活中保守一些简单的不变的“传统”。例如，在我的住地附近，除了一家熟悉的理发店，还有一家熟悉的饭店，一个熟悉的杂货铺，一个经常来卖新闻水果的劳动妇女……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熟悉到我不需要想起，但不至于把它忘记。
　　当我去到那个熟悉的理发店，不需要说话，一切就像上一次那样完成；那一家熟悉的饭店，应该是常年以百分之三至四十的温情脉脉的利润率经营着一些家常菜，它小伙计勤快而善良，大师傅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他们因为熟悉我以及周围的全部熟悉的客人而不会使用潲水油，菠菜上的粪渣也被捡得干干净净的，更不会在早餐里加入耗子药。在寒冷的下雨的夜晚，我常常坐在那里，喝上一杯烧酒。并且还可以在那里遇到一些熟悉的人影，熟悉到可以不打招呼的程度的熟人。另外，那家熟悉的杂贺铺里，与我生活中不是需要的小家什可以令人惊喜的接轨。如此等等，我希望生活就这样慢慢地流淌着。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时代一切都不确定，包括我们企图稳定的一切简单的生活框架，和生活情节。那个理发店突转移了，那个饭店的小老板要不是用菜刀砍了别人就是被别人砍了，那个只卖过我三次水果的农妇从五楼跳了下去，杂贺铺跟邻居发生了什么事，以至电灯泡和小螺钉撒了一地好几天没有捡……生活就是这样，一切都在摇摇晃晃之中。
　　我自己的生活不是更没有稳定而和谐的常规吗，我不是也在同一个城市搬来搬去，以及转徙过很多城市吗。
　　有一个人叫吴大明，长期在媒体之间投诉。他在四川政协报里遇到我，他在华西都市报去又遇到我，现在我又回到成都，如果他还在坚持，我想他哪天得到南方周末成都记者站来“遇到”我——假如他会写文章，他势必也会发出我一样的慨叹的：简单的生活不易得的，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稳定而和谐和秩序。
　　王怡比我年轻十多岁，他已经在成都搬了六次家，现在稳定在省公安厅地盘上开发的房产里。说到在成都居无定所，王怡有一句感叹，令我心有戚戚焉（原话写在我对他的报道里）。
　　愈简单的生活愈显得奢侈，因而愈不可得。（2005，12，8）